聽創作社《我為你押韻─情歌》的編劇馮勃棣Birdy說話，像在聽一首無法歸類的歌，特有的節奏和語境，莫名喜感自成一宇宙；《我為你押韻─情歌》導演楊景翔則穩重紮實，字裡行間偶爾笑點暴衝令人笑失禁，讓人驚覺導演操縱觀眾情緒的能力。
這對黃金雙打湊一塊兒，難怪創作社《我為你押韻─情歌》在台北、北京、上海叫好又叫座。臺北文學季與兩岸小劇場藝術節共同籌辦的「文學劇場講座」第二場氣氛滿點，大家和楊景翔、馮勃棣一起回首那些發生在生命裡的情歌，一起尋找屬於7、80年代的生存之道。
編劇Birdy回首自己當初創作《押韻》的情境，是一種「不勝唏噓的生命狀態」，感情觸礁、生活辭窮，用情歌撫慰自己，又嫌太陳腔濫調，「情歌是種很瞎的東西，非常自我中心的狀態，好像傷心就會造成世界毀滅。」「寫電視劇也是，明明男女感情還不到那麼濃烈就要吵架，還要對著鏡頭吵。」
但「俗濫」又讓人感覺可靠、有安全感，對收視率、對心情有效，Birdy笑說，曾經自以為深刻複雜的人性，其實也還蠻淺薄的，「人生沒有那麼深刻，感情也沒有雋永到哪裡去。」Birdy說除了抒發自己生命狀態，也想為七年級生發聲，「創作專屬七年級生幽默感和喜感的戲劇。」
現在身為職業電視劇編劇，Birdy覺得學生時代有機會不顧一切創作、尋找生命的意義很幸福，「現在尋找資方腦袋裡的意義，我必須去挖掘他們想要什麼。」一路下來，Birdy的劇本獲得台北文學獎肯定，劇本也都有機會具象化成為劇場、電視作品，「這是很幸福的事情，如果沒人理的話，編劇充其量就只是宅男而已。」
對於「導演」的角色，楊景翔定義清楚，「導演是一個偵探，把文本變成可以操縱情緒的過程，其實就是說謊的藝術。」他認為編劇跟導演的腦袋不一樣，好的劇本不怕劇透，例如大家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到Birdy的劇本作品，閱讀之後更引發想像，導演則把握不可逆的時間，讓劇場當下的時刻能打動人心。
《押韻》引發觀眾共鳴，在台北、北京、上海演出都叫好叫座，如何把「俗濫」、「押韻」、「情歌」和當下的社會情境串聯起來，景翔認為這是種說故事的邏輯和方法。戲裡有超限實主義的觀點，像羅密歐與茱麗葉、大師兄與小師妹的橋段，就是將白日夢情節變成戲劇的過程，「其實夢境裡的意象是該被表達的，現實、想像與生活應該要融為一體，才能講完故事，才能完成結構和美學的安排。」
觀眾詢問《押韻》到對岸演出，有無因為風土民情而遇到問題？楊景翔回答，因為感受彼此「異」而了解背後的「同」。例如劇中的「芭樂歌」一詞雖然大陸觀眾不懂，但聽了都開心的笑了，並且在演後座談熱烈討論；劇中歌曲王菲《我願意》其實是宗教歌曲、張雨生《沒有菸抽的日子》其實是社運歌曲，但都在「情歌」的背後被抹平原始動機，審批反而不會遇到問題。
回應到兩岸小劇場藝術節，景翔認為除了權力、宗教力量、社會力量之外，「藝術應該是客觀的第四種力量」藝術可以藉由比較純淨的美學呈現生活樣貌和通俗文化。
「也常在想藝術家關在劇場裡面講講話，是不是很軟弱？就跟戰地攝影師應該要先拍照還是先救人一樣，永遠都會有掙扎、永遠都會有批評，」楊景翔說，「最終劇場應該是反應時代的工具，不管超然還是冷血，藝術家做的事情都應該要mean something 有時代意義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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